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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众购房时就知道土地之前是做什么的
澎湃新闻：您呼吁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多年，但立法过程确实比较长。这两年江苏、山东包括长江经济带沿线有大量化工园区在进行搬迁，可能会遗留下来很多污染场地，这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法律有回应吗？
吕忠梅：工业园区的搬迁的确会留下很多污染场地，立法调研时对这个问题也是高度关注，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听取了各方面的建议。
在制度安排上已经考虑到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理，一个是对污染场地实行分级分类管控，二是与污染场地有关的各种主体规定了不同责任。
但目前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细化，也要通过信息化手段使污染场地的土壤物、污染行为、污染过程可溯源，可以将责任加以细化落实，让该承担责任的人切实负责。
建立土地使用溯源制度十分必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地块从何而来，以前在这个地块上有过什么污染活动，是否进行过清理或者整治等等。
政府要公开这些信息，让公众在购房时就可以查询建房用地之前的情况，如果之前是化工厂，也可以找到是否进行过土壤修复的信息。这些信息要让公众知道，也是倒逼土地使用权人、土地转让者和政府承担污染防治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
澎湃新闻：《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是否意味着土壤修复市场的大门已敞开？
吕忠梅：应该说，《土壤污染防治法》为土壤修复提供了一定市场。但是，有两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一个是优良土壤优先保护，不能等到土壤污染了再去修复；二是土壤修复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受污染的土壤都要采取修复措施。土壤修复投入巨大，当边际效益降低甚至到没有效益时，不应该盲目地进行修复，而应该将其封存起来，让自然去恢复。
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已经进行土壤修复多年的国家，都有巨大投入而土壤无法修复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不能因为国家设立了土壤修复基金，就为了个人利益或者小团体利益，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去干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分类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优良土壤优先保护制度，不能旧的污染的还没治好，又把没好的土壤给污染了。
尽快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中心
澎湃新闻：明年法律就要实施，您认为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有哪些是迫在眉睫的？
吕忠梅：这部法律有一些全新的制度，所以应该尽快制定配套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标准的配套也十分急迫。也很期待环境部门能够以《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实施为契机，认真梳理执法经验，研究新制度实施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尤其是如何适应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采取新的环境管理措施，使法律真正执行到位。
另外，风险预防措施是建立在监测、调查和评估基础上的，这就需要高度重视物化制度建设。应尽快组建国家环境风险评估中心，负责环境风险的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工作，一方面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向社会公众提供防范措施。
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环境风险分为生态风险与公众健康风险，其中生态风险评估主要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公众健康风险评估应以生态环境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为主，相关部门参与，建立协调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干预机制。
就像我们已有的公共安全应急体系、食品安全应急体系一样，一旦预测有风险，由各个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去响应。这是环境管理向更高质量发展，也更贴近民生关切的唯一路径。
澎湃新闻：您一直呼吁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中心，现在时机是否成熟？
吕忠梅：从法律依据上看，《环境保护法》第39条规定了环境与健康调查、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为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中心提供了基本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对环境风险规制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为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中心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方案。
从实践中看，环境保护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已经在环境与健康风险研究、基础调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相关技术指南、人体暴露参数，开展了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调查等等，尤其是针对重金属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进行了多年基础性工作、积累了大量数据。目前，也有地方已经在进行试点。
这些都意味着我们有条件和能力对较为成熟的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估，为以后进一步扩大评估范围积累经验。
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中心的一个重点是打破部门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比如，公众健康方面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卫健委，污染排放的信息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部，如果两个部门的信息不共享、不交流，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是无法进行的。
澎湃新闻：这部法律中有您比较遗憾的地方吗？
吕忠梅：我一直纠结的是土壤污染的法律界定问题，《土壤污染防治法》对土壤污染进行了定义，将其限定为人为活动造成的后果。但在我国部分地区，土壤中重金属的天然本底值高，即便没有人为活动，也会对人群健康或生态环境带来危害；当然，人为活动会加剧这种危害。
现在，由于土壤污染的法律概念，没有把天然本底的原因纳入，实际上是将这类土壤的环境风险、农产品安全风险、公众健康风险防控排除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外。
这会带来一种尴尬，部分地区没有人为因素，但污染的现实存在，甚至比有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更严重，但法律却不管，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会直接影响到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希望通过适当方式加以弥补。有关部门要提前研究，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