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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任部长带着极高的专业素养在做这个事，没有这种敏锐的分析判断和一抓到底的决心，2017年根本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2016年跨年霾，环保部督查组在山东德州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情况。
全年抓“散乱污”，秋冬季抓散煤
5600人强化督查的重点内容之一，即“散乱污”问题。
经过多年治理，大企业多数能基本实现达标排放，即使仍然存在一些不达标的问题，经过多轮的督查整改，“水份”已经很少了。
而“散乱污”企业数量庞大、分布面广，对大气污染的贡献占比也很高，在2017年以前一直不是整治的重点。
“这也像吃中药一样，吃中药也是要对药方进行调整的，不可能一味药一直吃下去，这个调整就是哪一味药多加一点，哪一味药少减一点。”田为勇说，2017年做了一个重大调整：全年抓“散乱污”，秋冬季抓散煤。
环保部“两微一端”还开辟“曝光台”栏目，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每日进行通报。
起初，质疑声很多，“环保影响经济”，“环保影响民生”，许多质疑的矛头指向环保部。
田为勇在接受专访时说，“这些 散乱污 企业大部分是不纳税的，如果说影响经济，影响的是这些小老板的个人利益，但他们挣了钱却破坏了公共利益。”
他认为，许多“散乱污”企业经营手续不齐全，工艺落后，不少产品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因此，“散乱污”企业整治对社会的贡献是综合性的，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还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为市场的良性发展营造了空间。
在散煤治理方面，京津冀地区也下足了功夫。仅用了一年时间，与北京接壤的河北18个县（市、区）实现了全域散煤清零。
2016年10月20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要在京津冀核心区划“禁煤区”。
随后出台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禁煤区”建设任务和小燃煤锅炉“清零”任务。
“整个北京周边是改造最彻底的，”田为勇说，“过去冬天农村一家一户的小烟囱，直排到大气里污染环境，所以不解决散煤污染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冬季雾霾。”
田为勇表示，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全年重点抓“散乱污”，秋冬季重点抓散煤，今年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机动车的治理上。
“按目前的各项措施继续推进，北京的PM2.5年平均浓度降到55微克每立方米使使劲儿应该是可能的，但若想再继续降，那就必须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进行重大调整，这将是更复杂的过程。”
天帮忙，人努力，北京的空气质量已不再完全靠天吃饭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雾霾高发一直是这五年来大气治理的棘手问题。秋冬季的重污染天气会使空气污染指数迅速抬升，抵消全年的努力。
2015年冬季，北京首次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此后，每逢重污染天气预警时，环保部便派出督查组进行现场检查。那时候地方政府在制定应急预案时，纳入的企业少，即便是纳入到名单中的企业，在应急启动时也以各种理由，未落实到位。
2017年，环保部针对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实施“两提”，一是提前两天预警；二是直接提高一个应急级别响应。
田为勇分享了一组数据：在2017年之前，“2+26”城市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的企业共九千多家，应急预案的执行率大概仅50%；2017年，纳入企业的数量增加到五万多家，经过持续检查，企业在重污染天气应及时启动的限产、停产执行率从96%、97%逐步升到99%。
2017年11月4日至11月8日，京津冀地区出现了一次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环保部下发统一预警指令，建议“2+26”城市于11月4日零时同步启动橙色预警，区域联动应急，共同应对。
这是2017年入冬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首次启动联合预警，环保部随即发布督查、巡查令。
田为勇说，那次的重污染天气过程实际上很严重，按正常情况下北京的PM2.5奔着300-400去了，“为什么公众没有感觉到污染那么严重呢？ 两提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介绍，2017年11月4日，环保部派出28个督查组、102个巡查组在“2+26”城市中地毯式地检查了企业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重污染天气时，峰值降下来了。
田为勇表示，过去，北京冬天刮北风污染小，刮南风空气质量就会变差。今冬空气质量不错，很多人说是因为北京的风多，田为勇说“不是北京的风多，是因为刮什么风都没有大问题了，刮北风更好，刮南风刮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只要刮南风就不行。”
他认为，北京市2017年PM2.5平均浓度下降幅度如此之大，能达到58微克每立方米，仍然有不小的“天帮忙”的因素，但空气质量的好坏，已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因为整个区域的污染排放总量降下来了。这说明各个地方的减排措施都落实了，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各地应急举措也都起到作用了。
“综合施策、严惩重罚”
谈及“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的圆满收官，田为勇强调，以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为转折点，环境执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环境执法的手段非常有限，仅靠罚款难以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2015年1月1日，“史上最严”《环保法》实施后，运用法律武器瞄准违法企业，企业违法成本大大提高。田为勇说，就是要通过综合运用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手段，对严重违法企业综合施策、严惩重罚。
《环保法》不仅让环保执法长了“牙齿”，对违法企业来说更像是长了“獠牙”。
在违法情形严重的情况下，环保执法人员可以使用“按日计罚”，让违法企业难以承担高额的罚款而面临破产；具备资质的民间组织同时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向企业提起高额的索赔；甚者，多地环保、公安已经形成联动，重大案件移交公安，直致诉至法院追究刑责。
“包括数据造假都将面临刑罚，我们对监测数据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欺瞒老百姓的行为存在。”田为勇补充说。
“这些突破都是历史性的，过去都没有的。”作为“老环保”，田为勇深感近几年，法律武器不断“升级”带来的变化：《环保法》修订实施后，2016年新版《大气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实施，2018年1月1日起《水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也开始正式实施，“这就为环境执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数据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据田为勇介绍，2014年全国环保系统的处罚额度为31亿元，2015年是42亿元，2016年66亿元，2017年的数据还正在统计中，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达到了115亿元。“案件数每年都在翻倍，2017年已经将近23万件了。”
从各省的情况看，随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执法力度的加大，河北环境执法处罚额度首次进入前三甲，2017年各省环境执法处罚额度排名显示，山东第一，河北第二，广东第三，改变了过去江苏、浙江稳居前列的局面。
